【编者按】今年1月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后，立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解除了“关税鞭子”。经过几次对抗，中美关系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 10月，中美领导人在韩国釜山举行会谈，特朗普总统称之为“G2会议”。中美洲和中美洲领导人11月通电话后，两国原则同意邀请其他国家领导人明年访问该国。美国近日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美关系定义为“准对等关系”……这一切，不禁满足了人们对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的期待和好奇。美国智库战略与我中心发表文章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美中釜山峰会前夕，有专家借用“剧透警报”的概念指出，最好提前为会晤设定现实的界限和期望。提前预判“剧透”，有利于中美关系调整和稳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国际新闻中心（www.thepaper.cn）在去年启动的“寻找基辛格”系列的基础上，于年底开始报道“中美关系剧透警报2026”系列，与许多各代人进行了交流。我们请你们与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保持深入对话，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即2026年“搅局”，回顾、盘点、发现能够发挥中美桥梁作用的力量，通过他们的视角促进两国的交往与交流。有效的。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陈李表示：本文所有照片均来自受访者提供的对李陈教授的采访，可谓“一波三折”。作为中美、研究和美中关系领域的权威专家，李成虽然已临近年底，但仍然十分忙碌。这场期待已久的采访，在打了三个电话后终于完成：出租车里、高铁站里、酒店房间里。虽然采访频频被打断，但李晨的深思熟虑并没有受到影响。无论是信手拈来的各种数据，还是对一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和解读，他都展现了作为一名浸淫中美关系研究40多年的资深学者的深厚能力。当谈到挑战时在谈到中美两国面临的问题和摩擦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中美当前“面临结构性矛盾”。在讨论中美经贸问题时，他直言中国必须“避免‘吸收和外包’”。他分析中美教育、文化交流，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安全阀”。通过预测未来可能的走向“如果未来10年能够保持和平，中美关系将呈现新的面貌”。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汉密尔顿文理学院，再到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第一位华裔美国人，再到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主任和创始主任。李程的经历也是许多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汉学家的典型经历。 “我们是国际教育的产物，是共同教育、共同交流的结果。” “太平洋的英文翻译是‘和平’。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经验来补偿太平洋两岸给予我们的关怀和培训，”他说。用数据库为中美洲研究“澄清来源” 澎湃新闻：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近日推出两个数据库：“中美洲官员观察双语数据库”和“世界华人研究机构指南”。您为什么决定创建这两个数据库？数据？李晨：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政治精英，这在20世纪90年代完全是在中国国界之外的，这个话题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我选择了使用数据来解释的实证研究问题。事实上，我早在1986年就在伯克利开始建立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让我们了解政治精英向中国转变的整个过程。同时，我也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结构有了深入的了解。通过这些实证研究，我们能够推断出一系列趋势。这个模型还是很有用的。Chimasu。论文：在信息武器化时代，您如何看待这种事实性的“数据基础设施”对于重塑中美知识对话的革命性重要性？李成：创建数据库有几个主要目的。首先，现在有谣言流传，对吗？我批评很多“幻想”变成了所谓的“事实”，包括我和同事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正在对研究和了解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虽然西方政治和媒体不断西方领导人妖魔化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和商界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够。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将它们保持在一起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习领导力。我们不应该妖魔化或意识形态化领导力，而是需要将其置于具体背景中。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领导人很多有工程师、科学家的经历，而西方领导人很多是律师，这也显示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第三，中美双方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透明度。透明度意味着更少的废话和更多的经验证据。这句话在中文中经常被用来表示“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这就是建立这两个数据库的目的。 2025年1月11日，李成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关系活动上发表讲话。他的“准同侪”地位表明了美国和美国的不安全感。它所面临的现实。同报记者：在美国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对华战略上犯了历史性错误”，并用“亲密同行”一词来定义中国。您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地位的看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第一任时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到今天称中美“实力大致相当”？这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哪些变化？李成：《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品。当然，这与特朗普有很大关系。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乔治·凯南这样的大师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自上届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内部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没有战略对于中国，只有感情。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国的认识与拜登政府不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拜登的主张。其次，在中国比美国强还是弱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更有可能认为中国实际上非常强大。因为他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表明他相信美国不再伟大。因此，我对美国所谓的“衰落”、“东西方衰落”有一些了解。在此背景下看，报告中提出的“准同行”的定义似乎是中方相对准确的理解，但我认为更多的是中方自己的看法。他下面的很多人不同意这一点，很多人希望进一步遏制中国。因此，美国外交界远非铁板一块，特朗普本人也可能会改变。他不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但是他很实际d 有很高的政治洞察力。例如，在冠状病毒爆发期间，他指责中国。他现在谈的是“准同胞”，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其他战线上遏制中国。再举个例子，他有时会说一些过激的话，他的下属也做很多过激的事情，比如向台湾出售武器。不过，目前有一些共识认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人们还一致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然而，对于中国是否是敌人，或者我们是否要彻底遏制它，目前还没有太多共识。虽然这些矛盾在《安全战略报告》中有所体现，但并不能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我认为这份安全战略报告并没有真正的战略，它只是各利益集团准备的一份文件。然而，他对中国相对温和的看法又离重新审视又近了一步。本质。随笔：您之前说过，特朗普总统对“东方崛起、西方衰落”有一定的了解。他说，世界的决定性变化必须超越“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典型二元论观点。我们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2024年5月30日，李成先生主持“大湾区学术圆桌会议”。李成先生：首先，“东方崛起、西方衰落”既不是冷战概念，也不是意识形态概念。 “向东，向西”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或中国会因美国破坏力的减弱而受益。其次，“东方”不仅仅指中国。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曾为所谓“中央情报局国家”辩护。 C指中国，I指印度，A指东盟国家，即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25年前是全球中产阶级，但现在占全球中产阶级的40%。这本身就证明了“东盛”超越了中国本身。第三，“东方崛起”与“西方衰落”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 “西方投降”也可能是西方“自伤”的结果，包括经济和分配制度等结构性问题。例如，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落往往是由于其自身内部原因造成的。因此，“东升”与“西降”没有必然联系。第四，“东进”和“西进”是相对的概念。美国虽然在经济、金融、军事、科技和软实力等方面实力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外，从指标上看，人们常说美国GDP没有下降，但如果按购买力计算，美国GDP并没有下降。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超过美国大约几年，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认为“世界再平衡”的概念比“东西方的衰落”更好。当前，亚洲国家和“南半球”国家正在崛起，这是历史性趋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毫无疑问，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该报记者：美国长期以来将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特朗普政府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与与中国经贸“脱钩”、“规避风险”，甚至“与盟友合作制衡北京”联系在一起。您认为中国应如何调整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2025年11月17日，李成参加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中美香港论坛。李成：特朗普试图利用其他国家来制衡中国。这并不完全准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与盟友的关系可能会比现在更好。这场贸易战是针对世界各国的，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所谓“北京制衡”仍需作如下理解。首先，特朗普不同于他的团队，不同于美国的政治环境，不同于共和党、所谓的“建制派”和民主党。这一点必须清楚。其次，美国和西方国家目前对中国的不满。但美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结构性问题，如分配问题、企业自身问题、贫富差距、社会福利问题等。这些问题与中国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但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滑随着中国制造业和中产阶级不断发展，西方和美国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绪将继续成为中国的麻烦。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无论这对他们有没有好处。你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问题是：如果只有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达、经济发达、中国制造主导世界，其他企业怎么能做到呢？快乐的？因此，不少西方政客对中国抱怨、指责。这些声明将在您自己的国家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包容性增长。把蛋糕做大，避免“涉足外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元首外交中的结构性矛盾很难改变，但“垂直坠落”却可以防止这一点。本文档：有马明年中美两国元首将举行多次会晤。你还在等什么？ 2023年，美中关系因“气球事件”而受到严重影响。类似的“黑天鹅”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吗？中美双方应如何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避免类似的意外升级？李成：特朗普总统上个月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会晤。她明年可能访华，习近平主席也可能再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可能会稳定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是方向的转变，而是避免双边关系急剧下滑。 2018年，中美领导人在阿根廷进行了良好对话，达成了许多协议。然而就在同一天，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加拿大警方逮捕了孟晚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正如佛你提到的“气球事件”并非“黑天鹅”事件，而是利益集团试图接管中美关系人为造成的。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会继续发生，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明确，要消除这种干扰，所以即使有人挑衅，也未必能成功。因为特朗普总统需要中国。首先，美国在和平政策、地缘政治问题、芬太尼等一些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并不完全与美国利益对立。其次，特朗普总统也知道中国强大。例如，在稀土、供应链等问题上，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严重打击。最后，在经济和商业问题上，中美需要加强合作，这符合双方利益。然而，我不相信即使频率明年举行频繁的高层交往，中美关系的方向将会发生变化。元首外交固然重要，但中美之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因此，高层交往的目的是防止双边关系崩溃，而不是改变双边关系的方向。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合理预期。同报：他曾与中美对话。他指出，两国缺乏战略互信。您认为双方应采取哪些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2019年，李成在基辛格家。李晨：现在没有相互信任，甚至没有相互尊重。西方世界继续妖魔化中国。您认为相互信任从何而来？在美国，政治正确有左有右，包括麦卡锡主义、文明冲突论、以及“中国威胁论”。此外，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往往与中国现实完全脱节。这种缺乏理解，加上上述的恐惧和假设，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需要一个过程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中美互信的要求太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合理和解。基辛格晚年经常表示，中美两国不应互相恐惧，不应该出现所谓的“对抗”。 “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的陷阱已经成为历史，与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以及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的快速发展背道而驰。中美之间的战争将是毁灭性的，不会有赢家。因此，基辛格认为，两国能够平等作战的这种现象，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各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随笔：根据您多年来的观察，结合当前国际和地缘政治形势，您认为未来五到十年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李晨：我觉得5到10年可能还是和现在一样的时期。最重要的是避免失去控制。当出现危机或失败的风险时，需要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不是相互助长民粹主义，最终走向不归路。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坎坷、波折，但我相信通过沟通、战略耐心和同理心最终能够克服。中美领导人常说，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对此应该没有疑问。如果中国和联合国之间没有战争10年内，美国最终会相信中国人民会逐渐接受中国。随着中国GDP的持续增长，其技术能力现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对中国做什么呢？因此，虽然这种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但我相信最终是可以接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必须保持战略耐心。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表示：“美国会做正确的事，但前提是它尝试了所有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非常适合解释当前中美关系。如果这十年能够保持和平，中美关系将迈上新台阶。尽一切努力回报太平洋两岸的耕耘和关怀。论文：您的学术经历和职业生涯横跨中国和世界主要学术机构美国，你发现“跨越太平洋”是一个重要的支点。对于您个人而言，这种独特的“双重居住”经历如何塑造了您的研究视角？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人物或事件对您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使您决定致力于搭建中美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1985年，李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学位。李成：我的学术生涯以及我的观点和研究主要受到六位重要人物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谈谈与您的职业相关的三件事。第一个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赵志文。她当时是我们系的副院长，帮我写了推荐信，这样我就可以在本科毕业后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第二个人是约翰·桑顿，他邀请带我去了布鲁金斯学会。这个转变也让我从纯粹的学术工作转向了智库（注：在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李晨曾在美国汉密尔顿艺术与科学学院任教）。第三个人是香港大学的张翔校长，他帮助我从布鲁金斯大学转到了香港大学。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的3人。另外三人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第一个是艾拉·罗伯特·斯卡拉皮诺（Era Robert Scarapino），他是我在伯克利分校的导师。它帮助我确定了“中国领导层‘技术官僚’的崛起”的研究方向。那是1986年，快40年过去了。我们也见证了这段历史。可以说，这次选题极其精准。第二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A. Doak Burnett。当我担任时事与世界事务研究所（ICWA）所长时，我被选为研究员archer 并在上海进行了两年的研究。这两年，我也获得了很多关于上海中产阶级崛起的第一手资料。这两年对我的学术生涯非常重要，对于我自己研究课题的广度和深度都非常有建设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林恩怀特。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是我的导师。他的研究方法既包括政治学方法，也包括社会学方法，包括各种统计方法和理论构建方法，对我后来对中国中产阶级、技术概念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想强调的是，西方很多人认为“西方培养了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并不买他们的成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学者在中国完成大学学业后，去了西方（包括日本）。安、新加坡等）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我们是国际教育的产物，是联合教育、联合交流的结果。太平洋的英文翻译是“和平”。我们希望用我们的经验来回报太平洋两岸给予我们的关怀和训练。李成和他的两位导师石乐波（中）和白琳。论文：目前在香港大学工作，隶属于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您希望如何利用这些新平台的相关资源，推动难以通过官方渠道开展的中美重要对话“第二轨”？您认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李晨与香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50余名留学生交流。李晨：我离开美国是因为在美国作为一名汉学家我能做的事情不多。当我去布鲁金斯学会的时候十多年前，华裔美国人是“正资产”，但现在却是“负资产”，所以我决定离开美国去香港。目前，我在香港大学的团队有近80名成员，其中20多名是香港大学的教授，其余来自内地和世界各地。他们大多数是具有国际声誉的杰出学者，其中一些是在美国或欧洲政府部门工作的高级官员。前几天我们做了一些统计，近两年我们举办了大约70场大型活动和论坛。这个数字远高于美国很多智库的数字。此外，参加会议的嘉宾来自世界各地，这就搭建了一座桥梁。目前，有很多“1.5曲目”。 “第二轨活动已经开展或正在准备中。这种类型的交流我非常重要。主要目标是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沟通和相互理解。 “只要书籍和门打开，我们的大脑就不会被锁住。” 关闭 澎湃新闻：当前，中美两国的年轻一代在完全不同的叙事环境中成长，您认为这种认知差距扩大对我们关系长期健康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如何为子孙后代重建沟通的桥梁？ 李晨：无论我做了多少调查，还是那么多调查从过去10年的情况来看，29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偏好比其他年龄段的人高出15%到30%，这一点从未改变，国际学生可能通过交流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由于选拔原因，年轻的美国政府官僚相对严格。当然，这也不排除有些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从官僚和学术界的角度来看，许多年轻官僚都是强硬派。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还有待观察。同报：2023年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时，预计五年内将有5万名美国年轻人来到中国，提出了五年内将人数增加到5万人的计划。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一倡议和其他类似活动对美国的年轻一代更有利吗？更好地了解中国有用吗？ 2025年夏天接待乔治城大学学生代表团赴美 李晨：我在香港大学的观察是，大多数能够来到香港大学并在中国学习的学生都是相对开放的与中国友好，这意味着这并不容易。过去两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庞大的美国学生代表团，其中包括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轻学者。我坚信这种互动是积极的。如果我们认为教育文化交流毫无意义，实际上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我经常说，中美关系虽然有很多交流，但仍然存在很多误解。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中美之间很可能就会爆发战争。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多沟通，多努力。只要书籍和门敞开，我们的思想和大脑就永远不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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